2026年6月，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系统部署了未来五年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任务。7月22日，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可以说，从《规划》到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中国基础教育正在完成一次从“立柱架梁”到“积厚成势”的历史性跨越。而这次跨越的核心命题，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即答好“教育的中国问题”，破解“中国的教育问题”。这两个问题，一个指向普遍性中的特殊性，一个指向特殊性中的普遍性。它们的交汇点，正是“十五五”这一关键时期作为教育强国“基点”的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必须交出的答卷。
锚定公平与质量 答好“教育的中国问题”
首先，基础教育改革要直面AI给基础教育生态重塑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智化变革”。当AI大模型能即时答疑、模拟对话，一个时代之问愈显紧迫：技术越强，价值引领阵地是愈加巩固还是更易失守？当算法可能固化偏见、侵蚀教育的价值导向，我们如何守住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与战略属性？这些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但中国的回答方式注定与众不同，因为我们有近2.2亿基础教育阶段在校生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被看见、被关怀、被塑造。
其次，基础教育改革要回应新形势下的“人口之变”。我国基础教育学龄人口正呈现“排浪式”波动特征，对基础教育资源造成巨大的时空错位压力。学前和小学阶段生源持续减少、学位富余，而初中、高中的需求还在攀升。城市挤、乡村空，东部热、西部冷，学位资源布局不均衡、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矛盾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面临中国这样巨大的人口基数和这样剧烈的结构变化。“十四五”期间，我们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体系；而“十五五”时期的任务是在这个庞大体系上做“精装修”，《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完善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丁薛祥副总理在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将人口挑战转化为提质增效的契机，是“十五五”时期必须答好的一道题。
最后，基础教育改革要“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十四五”期间，我国基础教育在提供普惠优质教育公共服务上取得历史性突破。我国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其中，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这些成就是在2.2亿基础教育在校生这一超大体量的规模下，通过一场场艰苦异常的“教育攻坚战”实现的。而“十五五”时期的挑战在于，要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要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这条路越走越深、越走越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这既是对“十四五”时期成就的肯定，也是对“十五五”时期教育发展的鞭策。
可以说，“教育的中国问题”，是全世界都在面对但中国必须用自己的方式回答的问题。我们在“十四五”时期已经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而“十五五”时期要让这份答卷更有分量。
立足自主与引领 破解“中国的教育问题”
“中国的教育问题”是那些在中国以独特方式成为问题的事情。比如，如何在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传统的国家，完成基础教育现代化的千年跨越？如何让一个曾经的教育弱国，在基础教育知识生产上拥有与其实践相匹配的话语权？这些问题，西方教育理论没有现成答案，因为西方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历史进程。但恰恰是这些“中国的教育问题”，可能为人类的基础教育改革贡献中国智慧。
首先，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推动中国基础教育从“理论注脚”走向“理论坐标”。“十四五”时期，我国完成了29个一级学科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全覆盖布局。但“十五五”时期的任务更重。《规划》明确提出“在教育系统加快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当前，中国基础教育实践的国际能见度与中国教育学话语的理论穿透力之间仍存在显著落差。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鲜活经验，从“双减”到新课标，从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到集团化办学，或被简化为异域案例，或被解构为西方理论的注脚。这不是语言翻译的问题，是知识体系的问题。“十五五”时期要在“十四五”时期布局的基础上，推动自主知识体系从谋划布局高质量起步转向实质化、创新性推进新阶段。这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而是在世界教育学的版图上，为中国基础教育的实践找到理论的坐标。
其次，强化人才自主培养，推动中国基础教育从“有学上”走向“育栋梁”。“十四五”时期，我国基础教育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输送了大批优质生源，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规划》强调，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围绕高素质人才和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基础教育不仅要实现“跟跑”，还要实现“并跑”甚至“领跑”。这就要求中国基础教育在育人模式、课程改革、评价体系等方面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这条路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只能自己蹚。
最后，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中国基础教育从“走出去”走向“走进去”。“十四五”期间，中国基础教育的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十五五”时期则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PISA测试中中国学生的优异表现、中国数学教育的国际传播……这些都表明，中国基础教育不仅有能力“走出去”，更有资格在全球基础教育治理中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方案。这是一种基于不同历史经验、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发展路径的基础教育知识生产，而这本身就是“中国的教育问题”中最具世界意义的部分。
“中国的教育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主体性问题。我们不再仅仅追问“别人遇到的问题我们怎么解决”，而是开始追问“我们遇到的问题能给别人什么启示”。从“问题意识”走向“主体意识”，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从“教育的中国问题”到“中国的教育问题”，其间凝结着“十四五”五年扎扎实实的奋斗，更承载着“十五五”五年沉甸甸的使命。站在“十五五”开局的点位上，AI浪潮奔涌、人口格局重塑、话语体系重构三重挑战叠加，但也恰恰是这三重挑战，让中国基础教育有机会走出一条不同于任何先例的道路，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这份开创既是对“教育的中国问题”的回答，也是对“中国的教育问题”的破解。
（作者系lehu唯一官网教务处处长、教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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