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报 | 邵雍：从西柏坡到“进京赶考”

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经略北方

1947年5月3日,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共中央工委机关到达河北平山县封城村，随后开会决定将工委机关设在平山县西柏坡村。5月31日,刘少奇、朱德致电各解放区：全国土地会议定于7月7日在平山县召开。7月17日,中共中央工委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来自晋察冀、冀晋、察哈尔、太行、太岳、晋冀鲁豫、冀鲁豫、冀南、冀热辽、晋绥、山东、陕甘宁、东北等解放区的代表一百多位代表参加会议。7月17日,会议在村西头的一条山沟沟口的打麦场上开幕，刘少奇组织并主持会议，各地代表就坐在石头上听报告。朱德在会议开幕时讲话：“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革命问题。……我们党在大革命失败后，转到农村领导土地革命，建立军队，在武装斗争中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会议讨论了“和平幻想、土地改革不彻底、党内不纯”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和在全国各解放区普遍整党的决定。当天，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协同解放军“打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并宣布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

1949年1月,民主人士费孝通与雷洁琼、严景耀、张东荪等教授一同乘卡车前往访问西柏坡，途中亲眼看到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人民军队和农民运粮车队。他回忆说，“和我们同一方向，远远近近，进行着的是一个个、一丛丛、一行行、绵延不断的队伍。迎面而来的是一车车老乡们赶着的粮队，车上插了一面旗。没有枪兵压着；深夜点了灯笼还在前进，远远望去是一行红星……这成千成万的人，无数的动作，交织配合成了一个铁流，一股无比的力量。”费孝通在这滚滚的人流、车流中看到了人心向背。他认为，是从每一个人心头发出来的一致的革命目标把他们交织配合在一起的。

1947年12月20日至翌年1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华北各解放区军工会议、交通会议。朱德在会上讲话指出，军工生产对我们结束战争的快慢有重要意义。军工生产上了轨道，也会对我们整个工业走上轨道产生影响。还说要搞好交通运输，有铁路更好。要把水路、陆路搞好，把我们需要的物资运进来，把军工产品很快地运到前线去。

1948年3月25、26日,刘少奇在中央工委会议上作结论时指出，目前的形势是准备和争取全国的胜利，不应只在口头上、思想上、精神上来准备，而且要在组织上、政策上、干部上、机构上、具体办法上来准备。他强调战争、生产、土改、整党、建政、统一全中国管理全中国、供给全党干部，要靠华北；相关的一套办法和经验，也要靠华北。

4月间，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先期到达西柏坡村。5月27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从阜平县城南庄移驻西柏坡村，至此中共中央五位书记全部会合。

4月30日至5月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即城南庄会议），会议决定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两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联合行政委会。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西柏坡一个简陋的机关小食堂内召开。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败国民党。会议提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和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任务。会议还讨论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努力发展经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等问题，为夺取全国政权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自9月12日起，三大战役开始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每晚到毛泽东处集体办公，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就在西柏坡一间不足七十平方米的土屋子里，党中央、毛主席运筹帷幄，指挥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战役。1949年1月31日三大战役全部结束，国民党的主力被歼灭。

开展统战工作，壮大力量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时期。1948年中共中央提出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很快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的热烈拥护。7月27日,刘少奇在西柏坡主持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称蒋介石集团为“国民党反动派”，并积极筹备召开除反动分子外的新政治协商会议。

8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工部改名为统战部及该部工作任务等问题的指示》：“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管理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国内少数民族工作，政权统战工作，华侨工作及东方兄弟党的联络工作。”

1949年1月中旬，前来华北解放区参加会议的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雷洁琼和她的丈夫严景耀夫妇应邀来到西柏坡。前来迎接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将雷洁琼夫妇二人介绍给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人，毛泽东与他们共进晚餐。晚餐后，大家随毛泽东走进他的办室。据雷洁琼回忆，毛泽东的办公室原是一间普通的农民住房，室内的家具简单朴素，办公桌上有笔筒、毛笔和一个铜制墨盒，墙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屋内装有电灯，也有备用的煤油灯。毛泽东与雷洁琼等人谈了很多话题，一直聊到深夜。毛泽东说，解放军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要认识到敌人仍旧在组织残余的军事力量，并准备策动中间势力，在革命阵营中组织反对派。因此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消灭一切反动的势力，建立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针对知识界中有人主张“和谈”，有人主张“划江而治”和“中间路线”的情况，毛泽东鲜明地指出，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和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的步调，真诚合作，不要走“中间路线”。他还说，革命胜利后就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雷洁琼等几位民主人士举荐贤才，为建立新中国献计出力。这次长时间的谈话使雷洁琼深受教育，并为毛泽东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深谋远虑的性格所感动。

2月22日，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由北平乘飞机经石家庄转往西柏坡村。晚饭后，毛泽东、周恩来会见了四老，与他们就国共和平谈判及南北通邮、通航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2月24日，毛泽东同四老举行非正式的谈判，达成8项秘密协定，这个协定只交给李宗仁。双方确认：“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以中共十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当天，颜惠庆等6人赴石家庄乘飞机返北平。

与颜惠庆等一同前来西柏坡的还有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邓宝珊。周恩来在与傅作义见面时说，傅将军以人民利益为重，和平解决北平问题，避免了战争将给北平人民带来的重大损失。欢迎你同我们合作。将要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你既是有党派，也是有功将领，是有代表性的，可以参加。随后，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傅、邓。毛泽东同傅作义见面时，握着他的手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你的被俘人员，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这些人我们以后还要用哩！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毛泽东与周恩来表示，绥远问题大体上按傅部所愿，目前大体上维持现状，一个时期以后，再按我们制度编整。最后毛泽东问傅作义愿意做什么工作？傅说：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毛泽东说，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我看你还是很有才干的。

“进京赶考”

1949年1月31日，受斯大林委托前来了解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飞抵石家庄，即转乘汽车到达西柏坡。随后几天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会见了米高扬，并同他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特点，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将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是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人员12人，加上工作人员共70人左右，就挤在一百多平方米的职工食堂中开会。会议讨论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为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问题，同时着重研究和规定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会议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会议作出了在本年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决定；还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奠定了人民解放军军旗的设计基础。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在不久的将来就要“进京赶考”。

3月23日上午11时，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人员，离开西柏坡乘汽车前往北平。离开西柏坡之前，毛泽东仍然在考虑戒骄戒躁的问题，他多次提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毛泽东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要教育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的糖衣炮弹……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不论多么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奋斗。可不要以为进城了，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了，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了。那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出发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笑着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

其实，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们都不约而同清醒考虑到了进城后的各种可能性。早在1947年9月1日刘少奇在城市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就说：城市工作问题很重要，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因为进城被搞垮了的很多，李自成就是这样。我们要反对贪污腐化。如果我们领导上不注意抵抗这个势力，自己也动摇，也搞贪污腐化，那就保管垮台。……要给进城工作的人员讲清楚，一定要守纪律，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1948年12月14日刘少奇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时说，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要能守住天下不容易。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同年8月23日朱德在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讲话时也认为，“我们的胜利，在今天来说是更有把握了。”但如果我们的许多政策——土地改革、工商业、镇压反革命、生产、争取俘虏等，有一条执行得不正确，都可以使我们失败。

进入北平以后，毛泽东依然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香山驻地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会见民主人士。警卫员“诉苦”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答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赶考”答卷。70年多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史上不断地破旧立新，不断地开辟新境界、新天地、新气象，创造新辉煌。

来源：《团结报》2021年7月22日 第5版

链接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3M6BRoUprxj0flsj4PCnLg